春秋时期，郑庄公在郑国（在今郑州境内的新郑一带）做了国君之后，他的母亲姜氏逼他将郑国的京城（在今郑州境内的荥阳）封给他的弟弟叔段。当时，京城是郑国北方最大的城邑，也是郑国北方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要地。所以，大臣们对姜氏的提议都坚决反对，并要求铲除叔段。

郑庄公对于这件事有自己的思路，他说：“这是老妈要我把京城封给我的弟弟，不过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就故且先忍耐吧。”于是，郑庄公就先把京城封给了叔段。

叔段到了京城后，立即开始招兵买马，屯粮练兵，企图谋反。大臣们又请求郑庄公出兵铲除叔段。郑庄公说：“现在还不到时候，他会自取其祸的。”

不久，叔段又在北方占领了郑国地盘上的两个城镇。郑国的那些老干部们忍无可忍，都劝说郑庄公赶快发兵铲除叔段。郑庄公说：“他还没有充分暴露，先不用管他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，郑庄公看到铲除叔段的时机已经成熟，就借口向自己的老妈姜氏汇报工作情况，并说他要去洛阳朝见周朝天子。姜氏以为郑庄公真的要去洛阳，就立刻派人送密信给叔段，让他发兵攻打郑国的都城，然后夺取君王之位。谁知，叔段领兵出京城不远，就被郑庄公预先埋伏的大军给歼灭了。

郑庄公的这种谋略被后人称为欲擒故纵之计谋，并被写进了兵法，为许多人所沿用。在消灭叔段的庆功和总结大会上，郑庄公得意地总结自己创立的欲擒故纵之计，他说：“消灭敌人时要善于等待，要有诚心和耐心，这样才会获得成功。其实，‘纵’不是彻底放弃，是稍微松懈一下，而且，打仗的目的是消灭敌人，如果逼得敌人狗急跳墙，垂死挣扎，自己损兵失地，是不可取的。暂时放敌人一马，不等于放虎归山，这样可以最后寻找机会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。‘擒’和‘纵’看似是一对矛盾，其实并不矛盾，‘擒’是目的，‘纵’是方法。”郑庄公说完，开心地笑了，他的下属也都纷纷点头称赞。

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，表现之一为遇事能忍。苏轼《留侯论》有云：“古之所谓豪杰之士，必有过人之节，人情有所不能忍者。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。此其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。”郑庄公就是这样的人。当他的母亲姜氏与胞弟叔段串通一气，给他多方制造麻烦的时候，他能做到隐忍不发。叔段想占好的地方，他就把叔段分封到京地；叔段贪欲不足，大修城邑，图谋不轨，他也装出一副漫不经意的样子，忍下一时之气。

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，表现之二为出手能狠。郑庄公在胞弟逼宫问题上的隐忍，在周桓王打击面前的退让，说到底不是单纯的隐忍或退让，而属于韬光养晦，后发制人。他不曾马上实施反制，是他不愿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和对手摊牌。所以，郑庄公在隐忍的同时，私底下一直在作充分的准备，以求一招制敌。可笑的是，他的对手却对此茫然无知，把郑庄公的克制隐忍、妥协退让误认为是软弱可欺，于是乎步步进逼：叔段动员军队企图偷袭郑国国都，周桓王大举起兵进犯郑国纵深之地。谁知他们忘乎所以的举动，恰好为郑庄公痛下决心全面反击提供了机会，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，他予对手以迎头痛击：“克段于鄢”，一举端掉国内动乱的祸根；战于长葛，用新型的“鱼丽”阵法杀得周室联军人仰马翻，落花流水，连周桓王本人也中箭负伤。可见，不出手则罢，一旦出手，就又准又狠，雷霆万钧，摧枯拉朽，给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。这也是郑庄公战略意识高度成熟的显著标志。

郑庄公政治智慧的高明，表现之三为善后能稳。孔子说“过犹不及”。真正高明的战略家对战略目标的设定都是非常理智的，决不会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，忘乎所以，而是能注意掌握分寸适可而止，见好便收，用现代的话讲，就是能做到“有理，有利，有节”。郑庄公在这方面的作为，同样可圈可点。当挫败叔段的叛乱阴谋、迫使他逃窜共地后，郑庄公便不再追击，因为他知道，叔段此时已惶惶似丧家之犬，实在不值得继续花功夫去对付。